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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，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。那时社会阶级矛盾异常尖锐，兼并战争此起彼伏，整个社会呈现出纷乱不安、战火连绵的动荡局面。
正是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，各种改革和变法接连展开，催生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格局。各个诸侯国根据自身情况做出不同选择，有的逐渐强盛起来，有的则逐步衰败消亡。
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支柱。早在夏、商、周三代，人类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型。为了巩固封建等级制度，古人通过制定礼仪和乐舞，建立起一整套较为系统的礼乐规范和仪式体系。
其中，周公姬旦（周文王的第四子）在礼乐文明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公元前11世纪中叶，周王朝灭亡了殷商王朝后，周公总结了殷商因过度放纵“淫乐”而导致灭亡的惨痛教训。
展开剩余87%为了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礼节，杜绝因“淫乐”而败亡的祸患，周公在殷商的典章制度基础上，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了礼乐制度，这就是后世所称的“周礼”。
礼乐制度主要分为两部分：“礼”和“乐”。
“礼”主要从形式和规范上约束人的行为举止，根据场合和身份的不同，制定相应的礼仪规范。这种差别礼仪旨在区分贵贱身份，维护奴隶制贵族的等级秩序。
“乐”则着眼于情感教化，通过诗歌、音乐等艺术形式，陶冶情操，使人处世得当，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。
周礼内容丰富，涵盖祭祀、婚嫁、交际等生活各个方面。正是这些礼仪制度，构筑起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，巩固了统治阶层对人民的统治，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团结。
西周王朝能够延续约275年，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套礼乐制度的稳定和约束力。
然而，尽管周朝时期礼乐制度盛行，到春秋战国时却发生了“礼崩乐坏”的变化，礼乐文明逐渐衰落。
春秋后期，铁器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，人类正式跨入铁器时代。牛耕技术的引入，使耕作效率进一步提高，社会经济开始快速成长。
经济基础的变化带来了上层建筑的冲突，当时的思想体系已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，周礼的规范逐渐显得不合时宜。
诸侯开始大肆兼并土地，私自划分地盘，王田逐步转变为私田，土地私有化现象严重加剧。强大的诸侯纷纷称王，自行争霸，不再理会土地的分封制度，导致诸侯国数量减少，而各国实力日益强盛。
周王室日渐衰弱，诸侯不再尊重其权威，甚至僭用周礼，藐视王室权威，凭借自身实力说话。分封制和宗法制维系的西周社会逐渐瓦解，诸侯争霸使旧有的秩序破碎。
在这种政治混乱与土地兼并加剧的环境下，礼乐制度逐渐失去了生存土壤。各诸侯国为争夺实力，更多依赖军事实力而非礼乐规范，礼乐的作用逐渐边缘化，史称“礼坏乐崩”。
人类生产力的提升，带来了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。部落之间的战争和土地兼并，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开启。人们开始反思生存方式，礼乐制度因此诞生，成为奴隶社会的重要文化表现。
随着社会发展，礼乐制度作为奴隶社会的产物，在封建社会形成的过渡期，逐渐被现实的尔虞我诈和争强斗争所取代。
诸侯之间的争霸不仅摧毁了旧有社会秩序，也加快了社会变革的步伐。土地兼并愈演愈烈，新兴地主阶级崛起，周王朝失去了“天下共主”的地位。
社会大变革期间，缺乏统一的制度和秩序，各诸侯国政治分裂，社会矛盾交织复杂。
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，各国开始纷纷推行举国变法，掀起一场思想和政治的激烈斗争。名士纵横捭阖、老将奋勇杀敌，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局面。
虽然国家四分五裂，但文化上却百花齐放。诸侯国为增强自身实力，纷纷招揽贤才，委以重任，或治国，或讲学，形成了一种文化与政治相互选择的现象。
地处关中西部的秦国，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法家思想？
这不仅是偶然，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秦国结合自身地理环境和现实国情，选择了适合的治国理念，最终实现统一天下，但也正因单纯依赖法家而埋下灭亡隐患。
春秋战国时期，儒、墨、道、法、阴阳、纵横等各派思想活跃，代表人物周游列国，推广学说。
诸侯国根据自身需求接纳贤士，或重用他们治理国家，或任为学官，专门研究传播学说，体现了文化的双向选择。
法家思想成为秦国最终选择的根本原因，是其契合了时代对强权统一的需求。法家主张法治和君主专制，强调严刑峻法和强化中央集权。
法家思想否定贵族世袭和旧礼制度，主张建立新法制，通过明赏慎罚实现国家富强和军权巩固。法家学派在当时分为势、术、法三大派别。
赵国的慎到强调“势”，韩国的申不害注重“术”，魏国的商鞅推崇“法”。最终，韩非子综合各家之长，形成了法家思想的核心体系。
法家是一种务实的功利主义思想体系，适应了春秋战国激烈的权力竞争。它强化君主权力，为统一和巩固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。
秦国以法家思想统一六国便是最有力的证据。反观儒家，固守传统温和的政治理念，在当时显得不够现实和有效。
儒家的“礼、乐、诗、书”以及“仁、义、孝、悌”思想体系，更多强调伦理教化，不太适合迅速应对复杂的政治局势。法家则强调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，主张政治制度随时调整以适应现实。
法家肯定了当时政治经济的变动和权力斗争，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。法家思想核心在于强化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，三派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主张。
韩非子主张法、术、势三者结合，缺一不可，为结束诸侯割据，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基础。
秦始皇为何选择法家思想治理国家？
这并非偶然，而是历史必然。春秋战国战乱频仍，人民渴望统一，法家强调重军权和政治手腕，正好契合大一统的现实需求。秦国地处西陲，受戎狄文化影响较深，不似中原诸国崇尚礼教，秦国文化相对粗犷、实用。
秦国变法摒弃了周礼精髓，形成了“贪狠强力，寡义趋利”的社会风气。法家思想成为强化统治的工具，一方面严控思想，另一方面施行严刑峻法。
法家符合秦始皇巩固军权和中央集权的利益。六国遗族和秦国宗族贵族希望恢复封建制度，削弱君主权力，但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核心，集大权于一身，排斥封建割据。
秦始皇性格刻薄寡恩，不喜欢儒家的仁爱，墨家的兼爱，道家的无为，反而更适合法家的独裁与严厉，这也是他选择法家思想的个性原因。
秦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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